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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天地]元代驛站制度-站赤

元史卷一百一志第四十九: 站赤

https://www.zdic.net/hant/%E7%AB%99%E8%B5%A4
* 站赤,元代的驛站。譯自蒙古語。《元史.卷一○一.兵志四》:「元制,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未有重於此者焉。」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r9jb6vx.html
* 元代的驛站又稱「站赤」,是蒙古語「jamci」的音譯。其詞根是「jam」(站),具有道路、交通之意。「站赤」本指管理驛站之人,另有「嚮導」之意。蒙古人何時開始利用「站」或「站赤」,因缺乏史料記載而難知其詳。不過,從唐宋以來北方遊牧政權有驛傳這一情況來看,蒙古人當時也應有自己的交通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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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省思] 西嶼鄉赤馬村舊稱「緝馬灣」,有關「緝馬灣」一詞之由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以蒙古人在澎湖設巡檢司在澎湖養馬,待明朝派到澎湖來接管的武官吳禎,一邊派兵驅逐倭寇,一邊到處尋找蒙古馬,來到西嶼鄉南部,發現馬群,就將這個小村落取名叫做「緝馬灣」,因此一直沿襲到現在。此種說法蓋出自《澎湖地名之旅》一書,此種無稽之談、杜撰史實說法早經蔡丁進老師駁斥。陳憲明教授則從漁法的角度切入:原地名緝馬灣應該是指該地先民曾在海灣使用緝仔網捉魚的意思,所以「馬」字只是口語「緝仔」尾音的借用字而已。而緝馬灣之轉稱為赤馬村,是村名結合了住民的生活變化,取村廟之「赤」字與古地名之「馬」字,合而為赤馬村。《臺灣地名辭書 卷六澎湖縣》則以臺語發音推敲「緝仔」或「戚仔」諧音,為沿海地區之牡蠣或岩生貝類之殼的閩南語發音,「緝馬」發音與之相似,故其名稱來由,應與此亦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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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澎湖巡檢司( 同義詞彙|澎湖寨巡檢司 )-澎湖巡檢司,設置於澎湖群島。設治時間以1281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的考證最為早,也就是根據一般史書及《元史》、《新元史》,考定:「蒙元世祖遠征日本因風失敗,迂迴台灣,道經澎湖設治澎湖,企圖進取台灣,作為征日本之準備。」該地方區劃隸屬於元朝福建行省泉州府,主官為澎湖寨巡檢。而澎湖寨巡檢是蒙古帝國於澎湖群島設置的官職,也是澎湖群島首度出現的正式地方統治者(前澎湖列島歸屬於晉江縣)。駐於澎湖馬公的巡檢官職,是元朝最基層的官員,隸屬於福建泉州府。而1366年尚在任的澎湖寨巡檢陳信惠是元朝首位駐澎官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4%BF%A1%E6%83%A0
* 陳信惠(1262年-1347年),元朝人,字孚中,號退翁,福建晉江青陽嶼頭陳厝人。他於元朝至正年間實授擔任澎湖寨巡檢,駐紮於台灣海峽的澎湖群島,澎湖寨巡檢為歷史文獻上蒙古帝國首度於澎湖群島設置的官職。他所擔任的巡檢官職,是元朝最基層的官員,隸屬於福建泉州府。著有中齋等集[1]。陳信惠最初於應試時不太順遂,後來因有才能而應帥府辟[1]。之後因為平定漳州的賊寇有功,被授以山魁、澎湖、盧溪三寨巡檢,後轉南安縣主簿,陞南豐州判官[1]。之後因省檄而攝同安縣縣令,後改惠安縣,任內多有善政,之後又調順昌縣,但不久就以老疾致仕[1]。
參考文獻[編輯]
^ 移至:1.0 1.1 1.2 1.3 《臺灣地理及歷史 卷九 官師志 第三冊 文武列傳》.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80年: 1頁.
劉寧顏編,《重修台灣省通志》,臺北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
《臺灣溫陵瀆頭青陽嶼頭陳厝世科陳氏家傳》
吳培基,賴阿蕊,〈推尋元代澎湖巡檢-陳信惠、周草庭〉硓𥑮石,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季刊,第52期,2008年9月,頁2-25
http://www.china10k.com/trad/history/5/56/56z/56z06/56z0609.htm
站赤,蒙古、元朝驛傳的稱謂。蒙古語的譯音,源於古阿爾泰語,意為掌驛站者。元代文獻中,通常指驛站或站官。蒙古驛傳制度初建於成吉思汗時。元朝建立後,開始推行於全國。據《經世大典‧站赤》記載,全國驛站多達一千五百餘處。元朝驛站設置範圍很廣,東連高麗,東北至奴兒干,北達吉利吉思,西通伊利汗國,西南抵烏思藏、南接安南、緬國。驛站有水陸之別,陸站用馬、牛、驢、狗;水站用船。驛站由站戶服役。各站所置站戶及交通工具數額不等,依據繁閒而定。大站置驛令,小站置提領,關會之地置脫脫禾孫(查驗人員)。各地驛站歸地方官府提調,統隸於通政院、中書省兵部。乘驛人員以朝廷所發的圓符、鋪馬驛旨為信物。元朝後期,驛站管理混亂,站戶不堪勒索虐害,逃亡嚴重。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3254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_media/main-h.asp?id=3254&lpage=1&cpage=1
* 元代驛政,有漢地驛站及蒙古站赤之分。前者原指吞金滅宋後,設置於華夏舊壤之驛站;後者依元史兵志所載:「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其任務皆在「通達邊情,布宣號令」,故兩者並無太大分別。
站赤有陸站及水站等一千四百九十站,陸站中包括馬站、牛站、轎站、步站及狗站等五種。在十一行中書省中,設站之數目,交通工具之配置,悉以交通繁簡、地位衝僻、經濟盛衰為根據,故浙江設二百六十二站,甘肅僅得六站。站赤之外,另約置二萬零二十八處急遞鋪,透過驛鋪的配合,建立全國通訊網。鋪制,戰時以兵卒充鋪兵,平時以百姓為站戶。世祖時,全國站戶多達二萬五千四百餘戶,形成元代驛政一大特色。
元代站赤的中央及地方管理機關,一般言之,驛站統於兵部及各州縣民政官吏;站赤則隸於通政院及達魯花赤,不過時分時合,無關宏旨。其唯一不曾更動的官職,僅負視察任務之「脫脫禾孫」而已。
元制站赤通用之牌符,包括金虎符、金符、銀符、海青符、圓符,及驛券等六類。凡支驛入遞,必依律憑符券頒行,規模典制,堪稱完備。元初版圖橫跨歐亞,有效統轄諸國及雄視東亞,即因驛政交通嚴密所致。(彭瀛添)(中華百科全書)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6075
元代的通訊組織,通稱驛站,大致包含驛及鋪兩類。驛在當時雖有漢地驛站及蒙古站赤之分,但站赤原為「驛傳之譯名」,故兩者並無太大的分別。元代驛站有水陸各站一千四百九十站。陸站中包括馬站、牛站、轎站、步站,以及狗站等五種。諸行省設站數目及交通工具的配置,視地理衝僻、經濟盛衰及交通繁簡而定。故浙江設站二百六十二處,甘肅僅六站。急遞鋪始置於元世祖中統元年(西元一二六○),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五里一置,全國約有二萬鋪。
  元驛的中央管理機關,分由通政院及兵部,互為抵昂;地方主管,有達魯花赤及各路、府、州、縣長官,迭相更易。此外,北方諸站置驛令,南方諸站設提領,凡百戶、人夫、庫子、庖丁、廝養,俱有定額,平時以站戶充役,軍興則代以兵卒。又置脫脫禾孫於關會之地,專司辨詰,驗使命之真偽。
  牌符是支驛入遞的憑證,元制有金虎符、金符、銀符、海青符、圓符及驛券六種,內掌於天府,外則國人為長官者主之,悉有驛律可資遵循。
  蒙古帝國版圖遼闊,橫跨歐亞,其能有效統轄國境,聲聞畢達,朝令夕至,實賴驛站交通建制的完備。(彭瀛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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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赤:元代驛站交通網新樣態
2017-03-27  元代大力發展驛站建設,為中原與周邊地區、中亞、西亞、東歐、東亞等地的人員往來、朝貢貿易、文化交流提供了通達的交通網絡。
逐漸形成驛站交通網
元代以前,中外已有傳遞公文、傳送軍事情報的郵驛或驛傳。在繼承前代急遞鋪、驛傳的基礎上,元代將驛站交通擴大到全國範圍內,並形成有效的規章制度。
早在公元前6世紀,波斯帝國就曾建立傳遞急信的郵政驛站,設有待命的信使和驛馬,逐站傳遞公文或信件。漢代絲綢之路的開通為中國驛站的形成提供了便利條件。西漢時期,烽火燧為軍事通訊服務,驛置僅限於傳遞文書和公文,交通方式以輕車快馬為主。東漢時期,輕車被快馬取代。隋朝加強驛館建設的同時,增設了急遞鋪,專門傳遞緊急軍務。宋代,急遞鋪、驛傳更加健全。元朝繼承宋朝舊制,設立了專門管理驛站的中央機構——通政院。
元代的驛站又稱「站赤」,是蒙古語「jamci」的音譯。其詞根是「jam」(站),具有道路、交通之意。「站赤」本指管理驛站之人,另有「嚮導」之意。蒙古人何時開始利用「站」或「站赤」,因缺乏史料記載而難知其詳。不過,從唐宋以來北方遊牧政權有驛傳這一情況來看,蒙古人當時也應有自己的交通體系。
自成吉思汗時期起,大蒙古國在其境內普遍設立驛站,配備人員和牲畜,由萬戶管理驛站事務。大蒙古國時期,過往使臣或傳遞軍事情報者持成吉思汗聖旨令牌,可以換乘鋪馬。窩闊台汗時期,確立驛站制度,並將驛站交通線路擴大到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伊利汗國境內。貴由汗、蒙哥汗時期,蒙古帝國的驛站對東西方往來起到了更為積極的作用。
忽必烈統治時期,在蒙古帝國驛站的基礎上,在元朝全國範圍內實行驛站制度,以元大都為中心,在全國範圍內形成較為發達的交通網絡,貫通東西南北。自元大都向南,河南行省、四川行省、雲南行省、湖廣行省、江西行省、江浙行省等均設立驛站;自元大都向西,陝西行省、甘肅行省直至四大汗國境內,均設立驛站;自元大都向東,遼陽行省設有驛站;自元大都向北至元上都,再到嶺北行省,亦均設立驛站。在元朝全境內,自大都向四周輻射出嚴密的驛站交通網絡,水站、陸站多達1500處。
元代的驛站每60里左右設一站,過往使臣或王公貴族須持有聖旨令牌或鋪馬聖旨,以及官府出具的證明文書,方可在驛站換乘鋪馬,並享用政府提供的「首思」(sigüsü)(按例分到的食物,漢語稱為「祗應」)。
急遞鋪也屬於元代官方郵驛系統,10—15里或10—25里設一鋪,設專人傳遞文書或軍事情報。傳遞速度按一晝夜計算,一晝夜400—500里,加急時可以達到一晝夜700—800里。元代的急遞鋪只有持有海青令牌者可以換乘鋪馬,並有專用驛道,以便快速傳遞公文或軍事情報。元代的急遞鋪、驛站制度在忽必烈統治時期已經確立。忽必烈之後,其繼承者多次規範這一制度。
為中外交流提供平台
自古以來,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有著密切交往。歷代中原王朝及北方遊牧政權均設立過中央客館,為四夷朝貢往來提供便捷條件。漢代的鴻臚寺、隋唐時期的四方館、北魏時期的四夷館,均有接待四夷或外國使臣的客館的性質。
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後,注重以儒家思想治天下,實行漢法。繼位之初,他詔諭海內、四方,希望諸國來朝親覲。為了給外國使臣、四夷賓客、歸附遠人提供便利的食宿條件,1276年,元朝開始在中央設立會同館,為遠道而來朝見皇帝的四夷賓客、外國使臣、歸附人、諸王、駙馬提供便利條件。會同館設立專門官員,管理海內外遠道而來的賓客,並設立蒙古、回回必闍赤(bicigeci)、怯里馬赤(kelemerci),即譯使和通事,供四夷賓客、外國使臣翻譯之用。
會同館不僅是四夷、外國朝貢使臣居住之所,而且是商品交換、貿易往來的場所。四夷、外國使臣以官方名義攜帶商品,在會同館進行交易,並從中央政府得到相應賞賜。因此,會同館的設立對元代商業貿易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四夷、外國使臣和文人居住會同館期間,也與館伴、陪同人員進行詩歌方面的交流切磋,為促進元代文人與外國使臣、文人學士之間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
元大都作為元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通往四周的驛站交通頗為發達,使元朝與周邊民族以及境外諸國保持密切聯繫。元大都在農業、手工業、商業、水路交通方面均非常發達。大都作為北方最大的商業活動中心,商鋪林立,商品琳琅滿目。諸多國家與元朝進行朝貢貿易往來,不少外國商人到元大都進行交易活動,全國各地及外國商品聚集到此,使大都的商業貿易非常繁榮。
驛站以及與之相匹配的中央客館、地方驛館,由官府為往來使臣、四夷朝貢人員提供相應食宿。有元一代,來到大都的外國使臣、遊客、商人、僧侶、文人、畫家、諸王、公主、駙馬、世子諸色人等,絡繹不絕,使大都成為各國商品集聚、各種文化融合、各種宗教盛行、極為繁華的國際大都市。
多種驛傳傳統集於一體
元朝統治者是草原遊牧民族之一的蒙古人,忽必烈雖注重漢法和儒家文化思想,但在元代驛站、客館的形成和管理中,既繼承了唐宋以來驛傳的傳統,還具有一定的蒙古文化因素。有些地區的驛站、客館具有濃厚的遊牧文化特色,有些地區則有著農耕文化特色。
元朝疆域遼闊,「北越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超過漢唐以來的疆域。元朝境內民族眾多,廣袤的草原地帶有遊牧民族,中原、江南地區有諸多農耕民族,東北森林地帶分布著漁獵民族。在這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中,全國各地驛站的管理人員、馬夫的配備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而定。元代,專門設置站戶負責驛站的馬匹、食物,中原地區的驛站由漢族充任站戶,草原地區的站戶則由牧民承擔,東北森林、冰雪地帶的驛站則用狗站。
元代設立專門的機構和官員負責監督驛站事務,通政院的官員多由蒙古、色目官員擔任。元代驛站的聖旨令牌為八思巴字蒙古文令牌,鋪馬聖旨和證明文書也以蒙古文書寫。因此,通政院的官員之所以大多以蒙古人、色目人充當,主要是因為他們精通蒙古語。「脫脫禾孫」(todquγulsun)是元朝在驛站設立的官員,負責查驗乘驛公文。元代驛站所需聖旨、公文均以蒙古文書寫,因此,充當脫脫禾孫者必須精通蒙古語言文字,當時精通蒙古語的漢族人也可以擔任這一職務。與驛站相同,元朝在中央設立的會同館也配備了蒙古、回回翻譯人員,在蒙古統治者與外來使臣、歸附遠人之間起到語言媒介的作用。元代驛站、客館提供的「首思」也具有一定的遊牧文化色彩,尤其是北方的驛站、客館充分體現了遊牧民族的飲食文化習慣。例如,在提供給四夷賓客、外國使臣的食物中,肉食以羊肉為主,如果沒有羊肉,方以雞肉替代。
從元代驛站、客館的功能來說,首先,元代驛站擔負著軍事功能。成吉思汗將蒙古驛站延伸到西域,蒙古西征的軍事情報、信息均由驛站得以傳遞。長春真人西行覲見成吉思汗,也是利用驛站,途中換乘驛站的鋪馬,在沿途驛館食宿,才順利西行。其次,元代驛站具有為政治、外交、經濟、貿易、商業、物流、宗教、文化服務的多重功能。元朝的官員、王公、駙馬、中外使臣的往來均利用驛站,尤其外國使臣、朝貢人員不僅利用驛站換乘馬匹,獲取食物和住所,而且由驛站的馬夫為其帶路,充當嚮導。元朝商業發達,大都成為全國的商業中心,來自五湖四海的商品匯聚於此,以此為集散地再向四面八方流通。元代又是多種宗教文化興盛時期,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盛行,道士、僧侶等宗教人士也利用驛站在大都、江南、西藏等地自由穿梭,驛站、客館為元代宗教文化的興盛發揮了重要作用。
保障絲綢之路暢通
遼金時期,由於西夏的阻隔,絲綢之路一度中斷。中原地區通往西域經由漠北地區的草原絲綢之路前行。成吉思汗征服西夏、西遼之後,經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重新暢通,加之畏兀兒亦都護歸附成吉思汗,更使中原通往西域的中西交通線暢通無阻。大蒙古國和元朝政府大力建設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驛站、客館,使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元朝與四大汗國之間的驛站交通使得阿拉伯、波斯科技文化傳播到中原和草原地區。色目人札馬剌丁繪製大元帝國轄區內及四大汗國在內的地圖,使大蒙古國和元朝時期的人們開闊眼界,增加了地理知識。西域、蒙古、漢族飲食文化相互影響,西域食品禿禿麻食也在蒙古地區久為流傳,深受蒙古人喜愛。蒙古飲食中雖沒有保留「禿禿麻食」這一名稱,但以「貓耳朵」這一名稱流傳至今,多用蕎麥、莜麥面製作。
大蒙古國和元朝時期實行開放的民族政策,對各種宗教採取各隨本俗的政策。西藏薩迦派在元朝地位特殊,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帝師,尊佛教為國教,西藏僧侶利用元朝的驛站,往返於大都與青藏高原之間,在藏傳佛教傳入內地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
元代海上絲綢之路也非常發達。由於元朝驛站有水站,大都的貨物通過大運河輸送到泉州、廣州、寧波等港口,再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運往東亞、中亞以及更遠的歐洲。東南亞、印度的香料,西洋的布匹等各種物品也經由海上絲綢之路輸入元朝港口,再經驛站輸送到全國各地,促進了國內外貿易的發展,使得元代海外貿易遠邁漢唐時期。
隨著元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暢通,大量的阿拉伯、波斯、印度商人和遊客進出廣州、泉州等地,使異國文化、生活情調傳播到南方的港口城市。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多種宗教也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傳播到泉州、杭州以及中原、蒙古地區。可以說,13—14世紀元朝經濟文化是比較發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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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驛站」的「站」源於蒙古語嗎?
《說文•馬部》:“驛,置騎也。”,“驛”字本義驛馬,後意義衍生為置騎之所——“驛站”。但單稱“驛”稱或“郵驛”(李白《為吳王謝責赴行在遲滯表》“今大舉天兵,掃除戎羯,所在郵驛,征發交馳。”),現在日語裏“駅(えき)”仍有車站的意思。
“站”出自蒙古語ĵam/djam,這也是古史上的常識之一。不過這個詞最早很可能是蒙古人從突厥人那裏借來的,突厥語中讀yam——而突厥人的yam最初卻很可能是從漢語“驛”移植過來的,值得注意的是:日語中“駅”東京音讀作eki,但其東北方言讀作jegi。一般認為,蒙古語的j和突厥語y,在讀音上經常可以互相轉換,故此造成ĵam和yam的差別。
不過或許也存在另一種可能:因為“驛”在古漢語中本來就是複輔音(王力擬音ʎyak)而東亞的驛站系統,毫無疑問最早是由漢人的中原王朝創立的,最早的記載可追溯至戰國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齊景公遊少海,傳驛從中來謁。”漠北各族借用此字也並不奇怪。
伯希和在1930年曾寫道,北魏拓拔氏很可能是突厥族屬。他的證據之一是《南齊書·魏虜傳》裏記載的,拓拔鮮卑的語言中,謂“諸州乘驛人為鹹真”。伯希和把“鹹真”還原為Yam-Tchin(今吳語、閩語、粵語中仍讀鹹為Ham),並認為這與突厥語中把驛馬/驛金稱Yam,驛夫稱Yamdji是有同源關係的,並且與蒙古語的“站赤”顯然有密切關係。俄語稱驛村為Ям(Yam),驛夫為Ямщик(Yamčik)極可能也是蒙古征服時代突厥語的影響。
《魯布魯克東行記》第15章:“後者讓我們走遠道去見一名叫做驛站的官員,這樣稱呼是因為他負責接待使臣。”何高濟注:“驛站(Jamian),在另一處正確拼作Iam,即Jam,馬可波羅寫作Yamb,實際是漢語的‘站’,不是人名。”何氏在這裏的解釋容易給人一種誤解,似乎蒙古語的Jam倒是從“站”而來的。馬可波羅寫作Iamb,而非Yamb(參見《馬可波羅行紀》卷二,第97章)。馮承鈞注:“元制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現代蒙古語尚名驛傳之所曰djam或dzam。義大利語iam可讀作djam,則與漢語‘站’之對音合矣。”馮注在此有小失誤,蓋現代蒙古語中djam已無“驛站”之意漢(現代蒙古語中,ĵam卻已經沒有了“驛站”的意思,而轉為道路、途徑之意,表現“郵遞”意的則改用örtege),倒是在突厥方言中yam仍保留這一意義。
翁獨健在格魯塞《蒙古帝國史》第一章注釋中加按語雲:“蒙古語謂驛站為Jam則是出於中國的站字,突厥語以Y代J,因此伯希和舉出此字以為拓拔是源出突厥的佐證。”這句話的前半段是錯誤的,倒果為因;後半段其實也可以商榷,蓋此並非最強有力的證據。如亦鄰真根據同樣的證據,認為鮮卑語尾碼-čin是對表現族屬有決定關係,據此推斷拓拔鮮卑語理應與蒙古語更接近(亦鄰真《中國北方民族與蒙古族族源》)。
正因作為“車站”意的“站”是一個外來語,故此在一些保留古音比較多的方言裏,其讀音和“站立”意的“站”,是讀音不同的。大致“車站”之“站”,各地都讀與zhan或jam近似的音(福州話讀yam),但後者,上海話一般不說“站”,而說“立”,崇明話讀gei,福州話/閩南語讀khiā,廣府話讀kei(本字當作“企”或“徛”,《廣韻:“徛,立也。”)。
漢語的“站”,現在是一個常用字,但它和“做”一樣,是一個相當後起的字,不見於唐代以前的文獻(因此日文也更不可能引進這個外來語了)。較早見於宋朝丁度的《集韻》,但意思卻是“坐立不動貌”,並無現代漢語最常見的“站立”或“車站”的意思。如秦少遊《踏莎行》:“驛寄梅花,魚傳尺素。”陸遊《蔔算子》:“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宋時顯然不可能用“站”來替代上述的“驛”字。
元代以“站”來翻譯,或許也是因為這個俗字當時還比較冷僻,不致使人誤解。《元史》志表總序:“元制站赤(ĵamči)者,驛傳之譯名也。”但正因此字是蒙古語讀音,到明初朱元璋恢復漢人衣冠,矢志去除北虜風習,洪武元年又將通用的“站”字改稱“驛”。但沿用成習,“驛站”連稱也已成為常用短語,百姓口語中仍稱“站”,甚至明末奏章中也有用“站”。如《水滸傳·楔子》:“ 洪太尉 次日早朝,見了天子,奏説:‘ 天師乘鶴駕雲,先到京師,臣等驛站而來,才得到此。’”“清代在各省腹地所設稱“驛”,而軍報所設稱“站”;但一般通稱“站”(參見《詞源》“站”條)。滿語“驛站”也一樣自蒙古語借入,今黑龍江佳木斯,即滿語驛站而來。1931年後,日本在東北也改站稱驛,但行政措施始終行不通。
綜上“站”很可能是“出口轉內銷”的辭彙,類似滿語的“福晉”、“章京”、“臺吉”等辭彙。
方齡貴《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對“站”字有詳細考證,認為來自蒙古語。
方齡貴指出,南宋彭大雅、徐霆《黑韃事略》寫成“蘸”:“置蘸之法,則聽諸酋頭項自定差使之久近。”
宋末元初方回《姑蘇驛記》寫成“站”:“舊姑蘇館今改為驛。若姑蘇郡、姑蘇臺皆一新之。新之者誰?嘉議大夫、平江路總管、真定董侯也……大徳五年辛醜七月朔,淮浙閩海溢動百里,潮高數十丈,為患巳甚,而蘇之颶風尤惡……首新郡治,繼及姑蘇驲。曰館,曰驲,曰站,名雖三而義一,新三站而其地一。馬站曰光遠,傍為思政亭,水站曰賓賢,傍為通波亭,以至遞運站,鞍韂舳艫,僕從烝徒之需,無一不飭。”此處之“驲”指驛站。大德五年是1301年。
《漢語方音字彙》蘇州“站”(車站)zE陽去,溫州dza陽去,聲母猶是濁音,與“蘸”或“站”(站立)有別。其他南方方言“車站”的“站”聲調大多來自陽去,也與“蘸”有別。如廣州“蘸”tsam陰去,“站”(車站)tsam陽去。梅縣“站”(車站)tsham去聲,當地只有一個去聲,但“站”(車站)聲母送氣,可見來自陽去,附近的河源“站”(車站)就是tsham陽去。
“站立”的“站”比“車站”的“站”出現時間要早,見於唐代。北宋《廣韻》陷韻陟陷切收“站”字:“站,俗言獨立。”時間在《廣韻》之前的蔣斧藏本《唐韻》陷韻都陷反也有“站”字:“站,俗言獨立。”蔣斧本《唐韻》是個殘卷,僅存去、入二卷,且去聲不全,屬於唐代天寶本系統。宋跋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和《裴務齊刊謬補缺切韻》陷韻未收“站”字。依蔣斧本《唐韻》體例,若是新加字,會在每紐第一字之下標明幾加幾,而蔣斧本《唐韻》都陷反小韻下徑標“二”,可見“站”不是蔣斧本《唐韻》所加,而是依據其他底本而來,時間更在天寶之前。
樓上提到蒙古語的“站”來自“驛”,方齡貴《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也提到類似觀點:“還有一種意見,認為突厥語之yam,乃源於漢語的‘驛’字。”方齡貴只是提了一下,而無具體論證。“驛”中古收-k尾,變成雙唇韻尾比較奇怪,雖然南方有的漢語方言確實存在少數收-k尾的字現在改收-p尾的現象。如福建寧德“脊”tsep陰入。
《明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記載,洪武元年九月,“甲寅,詔改各站為驛”。朱元璋的命令沒有成功推行,老百姓習慣了用“站”,後來大臣的奏章中還是出現“站”字。洪武二十五年冬十月,“癸醜,戶部言運解州池鹽,計其路程,自河口楊壺站至淮安白萍站共二十七站,每站一百里,當用船二百七十艘,次第接運至京倉收貯,宜令工部造船,刑部都察院發囚夫往運。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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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卷一百一
志第四十九

站赤[编辑]

元制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未有重於此者焉。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其給驛傳璽書,謂之鋪馬聖旨。遇軍務之急,則又以金字圓符為信,銀字者次之;內則掌之天府,外則國人之為長官者主之。其官有驛令,有提領,又置脫脫禾孫於關會之地,以司辨詰,皆總之於通政院及中書兵部。而站戶闕乏逃亡,則又以時簽補,且加賑卹焉。於是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舘舍,頓則有供帳,饑渴則有飲食,而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為極盛也。今故著其驛政之大者,然後紀各省水陸凡若干站,而遼東狗站,亦因以附見云。
太宗元年十一月,敕:「諸牛鋪馬站,每一百戶置漢車一十具。各站俱置米倉,站戶每年一牌內納米一石,令百戶一人掌之。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麵一斤、米一升、酒一瓶。」
四年五月,諭隨路官員並站赤人等:「使臣無牌面文字,始給馬之驛官及元差官,皆罪之。有文字牌面,而不給驛馬者,亦論罪。若係軍情急速,及送納顏色、絲線、酒食、米粟、段匹、鷹隼,但係御用諸物,雖無牌面文字,亦驗數應付車牛。」
世祖中統四年三月,中書省定議乘坐驛馬,長行馬使臣、從人及下文字曳剌、解子人等分例。乘驛使臣換馬處,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從人支粥。宿頓處,正使臣白米一升,麵一斤,酒一升,油鹽雜支鈔一十文,冬月一行日支炭五斤,十月一日為始,正月三十日終住支:從人白米一升,麵一斤。長行馬使臣齎聖旨、令旨及省部文字,幹當官事者,其一二居長人員,支宿頓分例,次人與粥飯,仍支給馬一匹、草一十二斤、料五升,十月為始,至三月三十日終止,白米一升,麵一斤,油鹽雜用鈔一十文。投呈公文曳剌、解子,依部擬宿頓處批支。五月,雲州設站戶,取迤南州城站戶籍內,選堪中上戶應當。馬站戶,馬一匹,牛站戶,牛二隻,於各戶選堪當站役之人,不問親軀,每戶取二丁,及家屬於立站去處安置。
五年八月,詔:「站戶貧富不等,每戶限四頃,除免稅石,以供鋪馬祗應;已上地畝,全納地稅。」
至元六年二月,詔:「各道憲司,如總管府例,每道給鋪馬劄子三道。」
七年正月,省部官定議:「各路總〔管〕府在城驛,[1]設官二員,於見役人員內選用;州縣驛,設頭目二名,如見役人即是相應站戶,就令依上任事,不係站戶,則就本站馬戶內別行選用;除脫脫禾孫依舊存設,隨路見設總站官,罷之。」十一月,立諸站都統領使司,往來使臣,令脫脫禾孫盤問。
八年正月,中書省議:「鋪馬劄子,初用蒙古字,各處站赤未能盡識,宜繪畫馬匹數目,復以省印覆之,庶無疑惑。」因命今後各處取給鋪馬標附文籍,其馬匹數付(驛)〔譯〕史房書寫畢,[2]就左右司用墨印,印給馬數目,省印印訖,別行附籍發行墨印,左右司封掌。
九年八月,諸站都統領使司言:「朝省諸司局院,及外路諸官府應差馳驛使臣所齎劄子,從脫脫禾孫辨詰,無脫脫禾孫之處,令總管府驗之。」
十一年十月,命隨處站赤,直隸各路總管府,其站戶家屬,令元籍州縣管領。
十三年正月,改諸站都統領使司為通政院,命降鑄印信。
十七年二月,詔:「江淮諸路增置水站。除海青使臣,及事干軍務者,方許馳驛。餘者自濟州水站為始,並令乘船往來。」
十八年閏八月,詔:「除上都、榆林迤北站赤外,隨路官錢,不須支給,驗其閑劇,量增站戶,協力自備首思當站。」
十九年四月,詔給各處行省鋪馬聖旨,揚州行省、鄂州行省、泉州行省、隆興行省、占城行省、安西行省、四川行省、西夏行省、甘州行省,每省五道。南方驗田糧及七十石者,准當站馬一匹。九月,通政院臣言:「隨路站赤三五戶,共當正馬一匹,十三戶供車一輛,自備一切什物公用。近年以來,多為諸王公主及正宮太子位下頭目識認招收,或冒入投下戶計者,遂致站赤損弊,乞換補站戶。」從之。十月,增給各省鋪馬聖旨,西川、京兆、泉州十道,甘州、中興各五道。
二十年二月,和林宣慰司給鋪馬聖旨二道。〔五月〕,江淮行省增給十道,[3]都省遣使繁多,亦增二十道給之。七月,免站戶和顧和買、一切雜泛差役,仍令自備首思。十一月,增給甘州行省鋪馬聖旨十道,總之為二十道。十二月,增各省及轉運司、宣慰司鋪馬聖旨三十五道:江淮行省十道,四川行省十道,安西轉運司分司二道,荊湖行省所轄湖南宣慰司三道,福建行省十道。
二十一年二月,增給各處鋪馬劄子:荊湖、占城等處本省一十道,荊湖北道宣慰司二道,所轄路分一十六處,每處二道;山東運司二道;河間運司七道;宣德府三道;江西行省五道;福建行省所轄路分七處,每處二道;司農司五道;四川行省所轄順元路宣慰司三道,思州、播州兩處宣撫司各三道;都省二十道。四月,定增使臣分例:正使宿頓支米一升、麵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柴一束,油鹽雜支增鈔二分,通作三分,經過減半。從者每名支米一升,經過減半。九月,給阿里海牙所治之省鋪馬聖旨十道,所轄宣慰司二處,各三道。
二十二年四月,給陝西行省并各處宣慰司、行工部等處鋪馬劄子一百二十六道。
二十三年四月,福建、東京兩行省各給圓牌二面。奧魯赤出使交趾,先給圓牌二面,今再增二面,於脫歡太子位下給發。南京行省起馬三十匹,給圓牌二面。創立三處宣慰司,給劄子起馬三十匹。
二十四年四月,增給尚書省鋪馬聖旨一百五十道,并先給降一百五十道,共三百道。五月,揚州省言:「徐州至揚州水馬站,兩各分置,夏月水潦,使臣勞苦。請徙馬站附併水站一處安置,馳驛者白日馬行,夜則經由水路,況站戶皆是水濱居止者,庶幾官民兩便。」從之。七月,給中興路、陝西行省、廣東宣慰司、沙不丁等官鋪馬聖旨一十三道。
二十五年正月,腹裏路分三十八處,年銷祗應錢不敷,增給鈔三千九百八十一錠,併元額七千一百六十九錠,總中統鈔一萬一千一百五十錠,分上下半年給降。二月,命南方站戶,以糧七十石出馬一匹為則,或十石之下八九戶共之,或二三十石之上兩三戶共之,惟求稅糧僅足當站之數,不至多餘,却免其一切雜泛差役。若有納糧百石之下、七十石之上,自請獨當站馬一匹者聽之。五月,增給遼陽行省鋪馬劄子五道。十一月,福建行省元給鋪馬聖旨二十四道,增給劄子六道。
二十六年正月,給光祿寺鋪馬劄子四道。二月,從沿海鎮守官蔡澤言,以舊有水軍二千人,於海道置立水站。三月,給海道運糧萬戶府鋪馬聖旨五道。四月,四川紹慶路給鋪馬劄子二道,成都府六道。龍興行省增給鋪馬聖旨五道,太原府宣慰司及儲峙提舉司給降二道。八月,給遼東宣慰司鋪馬聖旨五道,大理、金齒宣慰司四道。九月,增給西京宣慰司鋪馬劄子五道,江淮行省所轄浙東道宣慰司三道,紹興路總管府給降二道,甘肅行省所轄亦集乃總管府、沙州、肅州三路給六道。十一月,增給甘肅行省鋪馬聖旨七道。
二十七年正月,增給陝西行省鋪馬聖旨五道。二月,都省增給鋪馬聖旨一百五十道,江淮行省一十五道。六月,給營田提舉司鋪馬聖旨二道。九月,江淮行省所轄徽州路水道不通,給鋪馬聖旨二道。
二十八年六月,隨處設站官二員,大都至上都置司吏三名,餘設二名,祗應頭目、攢典各一名。站戶及百者,設百戶一名。七月,詔各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依軍戶例,兼管站赤奧魯,非奉通政院明文,不得擅科差役。十二月,增給省除之任官鋪馬聖旨三百五十道。
二十九年三月,命通政院分官四員,於江南四省整理站赤,給印與之。
三十年正月,南丹州洞蠻來朝,立安撫司於其地,給鋪馬聖旨二道。三月,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增給鋪馬聖旨起馬五匹。五月,給淘金運司鋪馬聖旨起馬五匹,大司農司起馬二十匹。六月,江浙行省言:「各路遞運站船,若止以六戶供船一艘,除苗不過十四五石,力寡不能當役。請令各路除苗不過元額二十四石,自六戶之上,或至十戶,通融簽撥。」從之。八月,給劉二拔都兒圓牌三面,鋪馬聖旨一十五道。十月,增給濟南府鹽運司鋪馬聖旨一道。
三十一年六月,給福建運司鋪馬聖旨起馬五匹。
成宗大德八年正月,御史臺臣言:「各處站赤合用祗應官錢,多不依時撥降,又或數少不給,遂令站戶輪當庫子,陪備應辦。莫若驗使臣起數,實支官錢,所在官司,依時撥降,令各站提領收掌祗待,毋得科配小民,似為便益。」詔都省定議行之。
十年,從江浙省言,命站官仍領祗待,選站戶之有餘糧者,以充庫子,止設一名,上下半年更代,就准本戶里正、主首身役。
武宗至大三年五月,給嘉興、松江、瑞州三路及汴梁等處管民總管府,鋪馬聖旨各三道。
四年三月,詔拘收各衙門鋪馬聖旨,命中書省定議以聞。省臣言:「始者站赤隸兵部,後屬通政院,今通政院怠於整治,站赤消乏,合依舊命兵部領之。」制可。四月,中書省臣又言:「昨奉旨以站赤屬兵部,今右丞相鐵木迭兒等議,漢地之驛,命兵部領之,其鐵烈干、納隣、末隣等處蒙古站赤,仍付通政院。」帝曰:「何必如此,但令罷通政院,悉隸兵部可也。」閏七月,復立通政院,領蒙古站赤。八月,詔:「大都至上都,每站除設驛令、丞外,設提領三員、司吏三名。腹裏路分,衝要水陸站赤,設提領二員、司吏二名。其餘閑慢驛分,止設提領一員、司吏一名。如無驛令,量擬提領二員。每一百戶,設百戶一名,從拘該路府州縣提調正官,於站戶內選用,三歲為滿。凡濫設官吏頭目人等,盡罷之。」十一月,給中政院鋪馬聖旨二十道。
仁宗皇慶二年四月,增給陝西行臺鋪馬聖旨八道。
〔延祐元年〕六月,中書省臣言:「典瑞監掌金字圓牌及鋪馬聖旨三百餘道。至大四年,凡聖旨皆納之于翰林院,以金字圓牌不敷,增置五十面。蓋圓牌遣使,初為軍情大事而設,不宜濫給,自今求給牌面,不經中書省、樞密院者,宜勿與。」從之。(延祐元年)十月,沙、瓜州立屯儲總管萬戶府,[4]給鋪馬聖旨六道。
五年十月,中書兵部言:「各站設置提領,止受部劄,行九品印,職專車馬之役,所領站赤多者三二千,少者五七百戶,比之軍民,體非輕細。奈何俸祿不給,三年一更,貪邪得以自縱。今擬各處舘驛,除令、丞外,見役提領不許交換。」從之。
七年四月,詔蒙古、漢人站,依世祖舊制,悉歸之通政院。十一月,從通政院官請,詔腹裏、江南漢地站赤,依舊制,命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州縣官勿得預。
泰定元年三月,遣官賑給怗里干、木憐、納憐等一百一十九站鈔二十一萬三千三百錠,糧七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石八斗。北方站赤,每加津濟,至此為最盛。
中書省所轄腹裏各路站赤,總計一百九十八處:
陸站一百七十五處,馬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八匹,車一千六十九輛,牛一千九百八十二隻,驢四千九百八頭。水站二十一處,船九百五十隻,馬二百六十六匹,牛二百隻,驢三百九十四頭,羊五百口。牛站二處,牛三百六隻,車六十輛。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七十九處,該一百九十六站:
陸站一百六處,馬三千九百二十八匹,車二百一十七輛,牛一百九十二隻,驢五百三十 四頭。水站九十處,船一千五百一十二隻。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二十處:
〔陸站一百五處〕,[5]馬六千五百一十五匹,車二千六百二十一輛,牛五千二百五十九隻。狗站一十五處,元設站戶三百,狗三千隻,後除絕亡倒死外,實在站戶二百八十九,狗二百一十八隻。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二百六十二處:
馬站一百三十四處,馬五千一百二十三匹。轎站三十五處,轎一百四十八乘。步站一十一處,遞運夫三千三十二戶。水站八十二處,船一千六百二十七隻。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五十四處:
馬站八十五處,馬二千一百六十五匹,轎二十五乘。水站六十九處,船五百六十八隻。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七十三處:
陸站一百處,馬二千五百五十五匹,車七十輛,牛五百四十五隻,坐轎一百七十五乘,臥轎三十乘。水站七十三處,船五百八十隻。
陝西行中書省所轄八十一處:
陸站八十處,馬七千六百二十九匹。水站一處,船六隻。
四川行中書省所轄:
陸站四十八處,馬九百八十六匹,牛一百五十頭。水站八十四處,船六百五十四隻,牛七十六頭。
雲南諸路行中書省所轄站赤七十八處:
馬站七十四處,馬二千三百四十五匹,牛三十隻。水站四處,船二十四隻。
甘肅行中書省所轄三路:
脫脫禾孫馬站六處,馬四百九十一匹,牛一百四十九頭,驢一百七十一頭,羊六百五十口。

弓手[编辑]

元制,郡邑設弓手,以防盜也。內而京師,有南北兩城兵馬司,外而諸路府所轄州縣,設縣尉司、巡檢司、捕盜所,皆置巡軍弓手,而其數則有多寡之不同。職巡邏,專捕獲。官有綱運及流徙者至,則執兵仗導送,以轉相授受。外此則不敢役,示專其職焉。
世祖中統五年,隨州府驛路設置巡馬及馬步弓手,驗民戶多寡,定立額數。除本管頭目外,本處長官兼充提控官。其夜禁之法,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有公事急速及喪病產育之類,則不在此限。違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七下,准贖元寶鈔一貫。州縣城池相離遠處,其間五七十里,所有村店及二十戶以上者,設立巡防弓手,合用器仗,必須完備,令本縣長官提調。不及二十戶者,依數差(捕)〔補〕。[6]若無村店去處,或五七十里,創立聚落店舍,亦須及二十戶數。其巡軍別設,不在戶數之內。關津渡口,必當設立店舍弓手去處,不在五七十里之限。於本路不以是何投下當差戶計,及軍站人匠、打捕鷹房、斡脫、窰冶諸色人等戶內,每一百戶內取中戶一名充役,與免本戶合着差發,其當戶推到合該差發數目,却於九十九戶內均攤。若有失盜,勒令當該弓手,定立(二)〔三〕限盤捉,每限一月。[7]如限內不獲,其捕盜官,強盜停俸兩月,竊盜一月。外據弓手,如一月不獲,強盜決(二)〔一〕十七下,[8]竊盜七下;兩月不獲,強盜二十七下,竊盜一十七下;三月不獲者,強盜三十七下,竊盜二十七下。如限內獲賊,數及一半者,全免正罪。
至元三年,省部議:「隨路戶數,多寡不同,兼軍站不該差發,似難均攤。擬合斟酌京府司縣合用人數,止於本處包銀絲線,並止納包銀戶計內,每一百戶選差中戶一名當役,本戶合當差發稅銀,却令九十九戶包納。」從之。
四年,除上都、中都已有巡軍,其所轄州縣合設弓手,俱於本路包銀等戶選丁多強壯者充,驗各處州縣戶數多寡、驛程緊慢設置,合用器仗,各人自備。
八年,御史臺言:「諸路宜選年壯熟閑弓馬之人,以備巡捕之職。弓手數少者,亦宜增置。除捕盜防轉,不得別行差占。」
十六年,分大都南北兩城兵馬司,各主捕盜之任。南城三十二處,弓手一千四百名;北城一十七處,弓手七百九十五名。
二十三年,省臺官言:「捕賊巡馬,先令執持悶棍以行,賊眾多有弓箭,反致巡軍被傷。今議給各路弓箭十副,府州七副,司縣五副,各令置備防盜。」從之。
仁宗延祐二年,從江南行御史臺請,以各處弓手人等,往往致害人命,役三年者罷之,還當民役,別於相應戶內補換。

急遞鋪兵[编辑]

古者置郵而傳命,示速也。元制,設急遞鋪,以達四方文書之往來,其所繫至重,其立法蓋可考焉。
世祖時,自燕京至開平府,復自開平府至京兆,始驗地里遠近,人數多寡,立急遞站鋪。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則設一鋪,於各州縣所管民戶及漏籍戶內,簽起鋪兵。
中統元年,詔:「隨處官司,設傳遞鋪驛,每鋪置鋪丁五人。各處縣官,置文簿一道付鋪,遇有轉遞文字,當傳鋪所即注名件到鋪時刻,及所轄轉遞人姓名,置簿,令轉送人取下鋪押字交收時刻還鋪。本縣官司時復照刷,稽滯者治罪。其文字,本縣官司絹袋封記,以牌書號。其牌長五寸,闊一寸五分,以綠油黃字書號。若係邊關急速公事,用匣子封鎖,於上重別題號,及寫某處文字、發遣時刻,以憑照勘遲速。其匣子長一尺,闊四寸,高三寸,用黑油紅字書號。已上牌匣俱係營造小尺,上以千字文為號,仍將本管地境、置立鋪驛卓望地名,遞相傳報。」鋪兵一晝夜行四百里。各路總管府委有俸正官一員,每季親行提點。州縣亦委有俸末職正官,上下半月照刷。如有怠慢,初犯事輕者笞四十贖銅,再犯罰俸一月,三犯者決。總管府提點官比總管減一等,仍科三十,初犯贖銅,再犯罰俸半月,三犯者決。鋪兵鋪司,痛行斷罪。
至元八年,申命州縣官,用心照刷及點視闕少鋪司鋪兵。凡有遞轉文字到,鋪司隨即分明附籍,速令當該鋪兵,裹以軟絹包袱,更用油絹捲縛,夾版束繫,齎小回曆一本,作急走遞,到下鋪交割附曆訖,於回曆上令鋪司驗到鋪時刻,并文字總計角數,及有無開拆、磨擦損壞,或亂行批寫字樣,如此附寫一行,鋪司畫字,回還。若有違犯,易為挨問。隨路鋪兵,不許顧人領替,須要本戶少壯人力正身應役。每鋪安置十二時輪子一枚、紅綽屑一座,并牌額及上司行下、諸路申上鋪曆二本。每遇夜,常明燈燭。其鋪兵每名備夾版、鈴攀各一付,纓槍一,軟絹包袱一,油絹三尺,簑衣一領,回曆一本。各處往來文字,先用淨檢紙封裹於上,更用厚夾紙印信封皮。各路承發文字人吏,每日逐旋發放,及將承發到文字,驗視有無開拆、磨擦損壞、批寫字樣,分朗附簿。
九年,左補闕祖立福合言:「諸路急遞鋪名,不合人情。急者急速也,國家設官署名字,必須吉祥者為美,宜更定之。」遂更為通遠鋪。
二十年,留守司官言:「初立急遞鋪時,取不能當差貧戶,除其差發充鋪兵,又不敷者,於漏籍戶內貼補。今富人規避差發,求充鋪兵,乞擇其富者,令充站戶,站戶之貧者,却充鋪兵。」從之。
二十八年,中書省定議:「近年入遞文字,封緘雜亂,發遣無時,今後省部并諸衙門入遞文字,其常事皆付承發司隨所投下去處,類為一緘。如往江淮行省者,凡江淮行省不以是何文字,通為一緘。其他官府同。省部臺院,凡有急速之事,別置匣子發遣,其匣子入遞,隨到即行。鋪司須能附寫文曆,辨定時刻,鋪兵須壯健善走者,不堪之人,隨即易換。」
三十一年,大都設置總急遞鋪提領所,降九品銅印,設提領三員。
英宗至治三年,各處急遞鋪,每十鋪設一郵長,於州縣籍記司吏內差充,使之專督其事。一歲之內,能盡職者,從優補用;不能者,提調官量輕重罪之。
凡鋪卒皆腰革帶,懸鈴,持槍,挾雨衣,齎文書以行。夜則持炬火,道狹則車馬者、負荷者,聞鈴避諸旁,夜亦以驚虎狼也。響及所之鋪,則鋪人出以俟其至。囊板以護文書不破碎、不襞積,摺小漆絹以禦雨雪,不使濡濕之。及各鋪得之,則又展轉遞去。

鷹房捕獵[编辑]

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是故捕獵有戶,使之致鮮食以薦宗廟,供天庖,而齒革羽毛,又皆足以備用,此殆不可闕焉者也。然地有禁,取有時,而違者則罪之。冬春之交,天子或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為游豫之度,謂之飛放。故鷹房捕獵,皆有司存。而打捕鷹房人戶,多取析居、放良及漏籍孛蘭奚、還俗僧道,與凡曠役無賴者,及招收亡宋舊役等戶為之。其差發,除納地稅、商稅,依例出軍等六色宣課外,並免其雜泛差役。自太宗乙未年,抄籍分屬御位下及諸王公主駙馬各投下。及世祖時,行尚書省嘗重定其籍,厥後永為定制焉。
御位下打捕鷹房官: 一所,權官張元,大都路寶坻縣置司,元額七十七戶。 一所,王阿都赤,世襲祖父職,掌十投下、中都、順天、真定、宣德等路諸色人匠打捕等戶,元額一百四十七戶。 一所,管領大都等處打捕鷹房民戶達魯花赤石抹也先,世襲祖父職,元額一百一十七戶。 一所,管領大都路打捕鷹房等官李脫歡怗木兒,世襲祖父職,元額二百二十八戶。 一所,宣授管領大都等處打捕鷹房人匠等戶達魯花赤黃也速䚟兒,世襲祖父職,元額五十戶。 一所,管領鷹房打捕人匠等戶達魯花赤移剌帖木兒,世襲祖父職,元額一百五十七戶。 一所,宣授管領打捕鷹房等戶達魯花赤阿八赤,世襲祖父職,元額三百五十五戶。 一所,宣授管領大都等路打捕鷹房人戶達魯花赤寒食,世襲祖父職,元額二百四十三戶。
諸王位下: 汝寧王位下,管領民匠打捕鷹房等戶官,元額二百一戶。 普賽因大王位下,管領本投下大都等路打捕鷹房諸色人匠達魯花赤都總管府,元額七百八十戶。
天下州縣所設獵戶: 腹裏打捕戶,總計四千四百二十三戶。 河東宣慰司打捕戶,五百九十八戶。 晉寧路打捕戶,三百三十二戶。 大同路打捕戶,一十五戶。 (翼)〔冀〕寧路打捕戶,[9]二百五十一戶。 上都留守司打捕戶,三百九十七戶。 宣德提領所打捕戶,一百八十二戶。 山東宣慰司打捕戶,三百九十七戶。 宣德提領所打捕戶,一百八十二戶。 山東宣慰司打捕戶,一百戶。[10] 益都路打捕戶,四十三戶。濟南路打捕戶,三十六戶。 般陽路二十一戶。 東平路三十四戶。 曹州八十四戶。 德州一十戶。 濮州三十一戶。 泰安州五戶。 東昌路一戶。 真定路九十一戶。 順德路一十九戶。 廣平路一十九戶。 冠州五戶。 恩州二戶。彰德三十七戶。 衞輝路一十六戶。 大名路二百八十六戶。 保(安)〔定〕路三十一戶。[11] 河間路二百五十二戶。 隨路提舉司一千一百九十一戶。 河間鷹房府二百七十六名。 都總管府七百五十六戶。
遼陽大寧等處打捕鷹房官捕戶,七百五十九戶。東平等路打捕鷹房官捕戶,三百九戶。 隨州德安河南襄陽懷孟等處打捕鷹房官捕戶,一百七十二戶。 扠捕提領所捕戶,四十戶。 高麗鷹房總管捕戶,二百五十戶。 河南等路打捕鷹房官捕戶,一千一百四十二戶。 益都等處打捕鷹房官捕戶,五百二十一戶。 河北河南東平等處打捕鷹房官捕戶,三百戶。 隨路打捕鷹房總管捕戶,一百五十九戶。 真定保定等處打捕鷹房官捕戶,五十戶。 淮安路鷹房官捕戶,四十七戶。 揚州等處打捕鷹房官捕戶,七十二戶。
宣徽院管轄淮東淮西屯田打捕總管府司屬打捕衙門,提舉司十處,千戶所一處,總一萬四千三百二戶。 淮安提舉司八百五十八戶。 安東提舉司九百一十二戶。 招泗提舉司四百六十五戶。鎮巢提舉司二千五百四十戶。 蘄黃提舉司一千一百一十二戶。 通泰提舉司七百四十九戶。 塔山提舉司六百四十四戶。 魚網提舉司二千五百一十九戶。 打捕手號軍上千戶所打捕軍,六百四戶。

校勘記[编辑]

  1. ↑ 各路總〔管〕府在城驛 從道光本補。
  2. ↑ 其馬匹數付(驛)〔譯〕史房書寫畢 據經世大典站赤改。
  3. ↑ 二十年二月和林宣慰司給鋪馬聖旨二道〔五月〕江淮行省增給十道 據經世大典站赤補。
  4. ↑ 〔延祐元年〕六月中書省臣言〈至〉(延祐元年)十月沙瓜州立屯儲總管萬戶府 按經世大典站赤,六月十月兩月記事均係延祐元年之事,「十月」上之「延祐元年」四字應置于「六月」之上。據改正。
  5. ↑ 〔陸站一百五處〕 道光本據經世大典增入,從補。
  6. ↑ 不及二十戶者依數差(捕)〔補〕 從道光本改。
  7. ↑ 定立(二)〔三〕限盤捉每限一月 據元文類卷四一經世大典序錄弓手改。按既言「每限一月」,而下文有「一月不獲」、「兩月不獲」、「三月不獲者」等語,證作「二限」誤。
  8. ↑ 如一月不獲強盜決(二)〔一〕十七下 按「決二十七下」乃兩月不獲之罰格,此誤。今據元文類卷四一經世大典序錄弓手改。
  9. ↑ (翼)〔冀〕寧路打捕戶 據本書卷五八地理志改。
  10. ↑ 宣德提領所打捕戶一百八十二戶山東宣慰司打捕戶三百九十七戶宣德提領所打捕戶一百八十二戶山東宣慰司打捕戶一百戶 「宣德提領所」、「山東宣慰司」均重出。「宣德提領所」兩條戶數相同,後一條當係衍文。
  11. ↑ 保(安)〔定〕路三十一戶 按元無「保安路」,有「保定路」,「安」「定」形近而誤,今改。
分類: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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