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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余公《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話三國

  「如果我們有機會作一個普遍的調查,我想中國人對於中國歷史的知識大概要以三國時代為最豐富。三國時代的故事和人物今天仍然是大家所耳熟能詳的。這一點,使我們不能不特別感謝《三國演義》這部不朽的歷史小說。明、清以來,《三國演義》不但是民間最流行的讀物,而且士大夫也差不多都能熟讀成誦,這主要是由於《演義》在大綱大節上並不違背事實。……一清代學人也指出,『嘗見京朝官論蜀漢來,有讀到演義者,頗遭訕笑。甚至裒然大集,其中詠古之作,用及挑袍等事,笑枋流傳。』(陸祁孫《合肥學舍札記》卷一,引自錢鍾書《談藝錄》,中華書局增補本,1986,頁560)最可笑的還是章學誠,他一方面嘲笑學士大夫讀《演義》為歷史,另一方面自己便犯了同樣的毛病。他有〈華佗墓詩〉兩律(《遺集》文外集二),文中竟有『青囊果定千秋業』、『老瞞何只畏刳頭』之句,所用的正是《演義》中的虛構,而非正史中的事實。(《余嘉錫論學雜著》下冊,頁617-618已指出。)
  但是我們今天與其譏笑清代文人學士的淺陋,毋寧稱讚《三國演義》影響力的深遠。這部小說真正發生了『時間機器』的巨大作用,幾百年來它不知載過多少中國的男女老幼,飛回三國時代。因此,三國雖然離我們幾已兩千年之遠,我們卻常常感覺這個時代就近在眼前,有時竟比明、清時代好像還要親切。當然,《三國演義》並不是唯一的時間機器。在它出現之前,唐、宋的詩詞和講史,以至元、明的雜劇早已不斷地涉及三國的故事和人物。在它之後,京劇、地方戲,以至說書也都大量地取材於三國。但比較上說,《三國演義》在時間隧道中的航行次數無疑是最頻繁的。
  ……這便不能不使我們想到,三國時代在中國史上也許占著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地位,值得從不同的角度作一番概括的瞭解。我希望借這篇短文來提供一次『時間機器』的旅遊。不過這將是一次超音速的三國之旅,而且在機器到達目的地時,我們也不準備降落地面。我們的短暫旅程只能允許我在空中作一次鳥瞰。」
  「《三國演義》的作者開頭便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們雖然不再相信這個歷史的必然論,然而『分』確是三國時代最主要的特徵。更重要的是這是中國真正統一之後的第一次大分裂,而且分裂的局面持續了四個世紀以上。……
  【董卓】他本人的種種殘暴行為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也是羌胡的文化特徵。……董卓的例子使我們看到東漢晚期的涼州(當時也稱為『關西』)早已變成一個羌胡化或武化的地區,和關東的文化狀態完全不同。鄭太對董卓說:『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載戟操矛挾弓負矢。』同時也有人指出:『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這個想法固然可笑,但可見涼州的儒教文化確已十分衰微了。……五世紀羅馬帝國的境內也是因為有許多日耳曼蠻族的雜處而終於導致大一統帝國的解體的。其過程與漢晉帝國的瓦解幾乎如出一轍。『五胡亂華』雖爆發在晉初,但其端倪已見於漢末,董卓領羌胡兵進入洛陽確是一個富於象徵意義的歷史事件,中古中國的長期分裂便從此開始。」 
  「黃巾曾給曹操寫過一封信,說:『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這是因為曹操早年在濟南時曾『禁斷淫祀』,和黃巾的『中黃太乙』之道相合。可見黃巾所建立的是一種有系統而具排他性的民間宗教。……
  當時有一種流行的觀念,叫作『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意思是說,為私家效力的人,傳到第二代已把私家看作主人,到了第三代君臣的名分便永遠確定了。……
  顧炎武說:『漢人有以郡守之尊稱為本朝者』。這是說,地方屬吏的『朝廷』其實是郡府而不是漢廷。……
  朝廷的祿位遠比不上『名士』的一句話。這正是權威從政府下移至社會的明證。」
  「曹操晚年曾下令說:
  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
  這是姦雄欺人的話。不過他自知已不可能統一天下,落得說漂亮話罷了。
  ……諸葛亮的〈隆中對〉把天下三分的局面預言得清清楚楚,以致引起讀史者的懷疑,以為是事後的附會之說。其實魯肅的看法也和諸葛亮完全一致……和〈隆中對〉所言曹操『不可與爭鋒』以及孫權『可與為援而不可圖』,幾乎如出一口。王船山《讀通鑑論》特別把諸葛亮和魯肅看作三國鼎立的關鍵人物,真可謂千古隻眼。這裡特別使我們看到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當時分裂之局已成,非復人力所能改變,但分裂之終於形成魏、蜀、吳的三國鼎立則不能不歸功於人謀了。」
  「自來讀史者都說三國是中古人才最盛的時代,這自然是事實。其所以然者,則恐怕和漢代大一統的解體有關。『王綱解紐』也帶來了思想上的解放。從漢末到三國,定於一尊的經學已越來越不能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所以道、法、名、理各種古代學派都復活了。……無論是學術思想、宗教、文學、藝術,還是社會風氣,漢晉之際都有突破性的新發展。戰國以後,中國人的思想從來沒像三國時代這樣自由活潑過。如果說思想的解放曾為三國人物提供了一種發揮創造力的背景,這也許不算是過於誇張吧。『我願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龔自珍這兩句詩不妨移作三國頌,因為三國的人才恰恰是『不拘一格』的。」
  〈合久必分,話三國大勢〉,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臺北:東大圖書,1995),頁253-260。

  「最後我也想略說幾句關於毛澤東的『錯誤』與『罪惡』的問題。這一方面,許多人都已說過了,以後也還會有人繼續深入地發掘。我只想把他和另一個歷史人物作一對比,這就是他生前曾欣賞過的曹操。……毛澤東一度表現過向曹操認同的意味……毛澤東的文學修養自然不能與曹操相提並論,但是他確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以性格和才力而言,這兩人都有不同。曹操畢竟生在漢末,雖然不信『天命之事』,尚非肆無忌憚之人。他至少還相信歷史上尚有周公這種偉大的人格存在(見他的〈述志令〉)。……毛澤東則只是亂世奸雄而非治世能臣。以奸雄言,曹操遠不是毛澤東的敵手;以能臣言,毛澤東卻是連影子也沒有。但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根本不屑為能臣,他終其一生只欣賞『人與人鬥,其樂融融』的奸雄境界。
  但是毛澤東和曹操在中國歷史上所造下的最主要的罪惡則屬於同一性質的。顧炎武評曹操說:
  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姦道萌生。……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日知錄》「兩漢風俗」條)
毛澤東由於無知所犯下的種種錯誤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全民煉鋼』都還是有形的、也是比較容易補救的。唯有他為了遂一己奪權之私,不惜玩弄純潔的孩子們,搞所謂『文化大革命』這一絕大的騙局……則幾乎可以說是一個無可救治的精神崩潰症。」
  「……我所引的秦始皇、漢武帝和曹操三位都是毛澤東生前曾在不同階段與不同情況中發展了自我認同的歷史人物。他與這三人都各有異同,未可一概而論。但大體言之,所同者在過失方面,所異者則在功德方面。從文化精神言,前三人是肯定與否定兼而有之,毛澤東卻代表了一種純否定的精神。」
  〈從中國史的觀點看毛澤東的歷史位置〉,《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頁38-39、40-41。
分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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