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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哲學的與文化的

曾經有一種「冷漠的僥倖」,不同的人、做了不同的詮釋: 努力地對邪惡示好,無非是期待讓自己,成為最後的受害者!(邱吉爾)努力地對中共示好,只是為了自己對權勢的慾望,期待紅色的灌頂加持!(亞斯伯又打嗝)
香港的年輕人無法爭權、卻很爭氣,九月的選舉,應該是一場註定失敗的勝仗,因為敗選是輸、勝選也會是輸(被輸),因為國安法之下,民主不可能有勝仗,自由必受框制,只有意志能顯現李登輝所說的「立場的悲哀」、或我說的,場域的悲劇」。而香港人或青年毋寧是悲劇的英雄,無力無奈卻無畏,現實必會一擊,但歷史會記上一筆,這就是爭自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
反觀台灣的青年,其實也該受鼓掌與稱讚,蔡英文的大勝、罷免不良政客的大勝,其實主要都是得力於青年的風起雲湧,但是其實台灣仍和香港有一相異之處,台灣並沒有香港的「場域的悲傷」的束縛,或者應該說,台灣已經掙脫「立場的悲哀」,但是台灣仍存些許「場域的悲傷」飄盪。
柏拉圖曾用「洞窟的比喻」完整形容,「立場的悲哀」與「場域的悲傷」,台灣曾經是洞窟的束縛的受害群,中國則是完整的洞窟內的人,而香港人曾是完整洞窟外的陽光之地,現在正要被強行帶往洞窟之中,只是這個最後的奮力,能否改變或改變多少而已。
哲學的相對主義、和文化中的相對主義,名詞說法雷同意義卻相異,哲學的相對主義是一種對立性或批判性的存在,例如:高個和矮人,有高個是因為或必定要有比他矮的人存在,才能顯現高個,或者矮人要碰到比他高的人時,才能認知自己是矮人、他是高個。所謂批判性並不是一般的批評或斥責,而是存在立基立點的評論判斷,高和矮,沒有同時對立存在,無法判斷,用矮去判斷高、或者因高才能判斷矮,高矮就是一種相對主義,沒有高矮或不論高矮,卻成了絕對主義了。
但是文化的相對主義,卻是一種容忍或相容的存在,也就是認知自己的同時,也包容或容忍或不排斥其他的存在,例如:會有男人也會有女人,會有白人也會有黑人也會有黃人。而文化的相對主義事實上是比較接近自由,可是哲學有絕對主義,很遺憾的,許多人也喜歡強調文化的絕對主義,菁英主義就是一種絕對主義,菁英和非菁英,初看好像是一種對立性存在,但是在事實本質上,因為他排斥或無法包容非菁英,只有菁英是菁英、或能成菁英,但是他是價值情緒上的分類,並不是型質上的分別,是一種絕對概念的分辨。
而柏拉圖除了寫過「洞窟的比喻」,他也是主張菁英主義的第一人,而共產主義是蛻化自菁英主義,他的現行名字就是「黨」,其他的黨多數是名詞,共產黨的黨,接近是形容詞、或者他根本就是一種概念,又或者他只是一個價值觀形容詞,菁英價值觀的變形種。所以所有的共產黨員,基本上沒有太多的理想,也不需要過多的理想,唯一需要的是力爭上游成為菁英、和菁英之上的菁英,因此權就是共產黨員的菁英的盔甲和茅,也是成就和維護菁英身分的保證和保障。
我曾經在二三十年前,形容台灣是柏拉圖「洞窟的比喻」筆下的國度,但是現在我卻要說,中國根本是受柏拉圖千年詛咒的國家!除了洞窟的框架束縛,甚至受菁英主義的變形種荼毒,資訊的封鎖形成的高牆鐵壁和洞窟無異。三十多年前的台灣,和今日中國資訊洞窟的束縛環境,其實是相差無幾,只是台灣三十年來,不斷地拆卸高牆,中國則是鐵壁之外再接鏈鎖纏繞,香港現在卻正要循台灣的來時路,進洞窟高牆。
我雖然是一隻台獨鷹,但是我熟讀哲學、與文化人類學,我深知哲學的相對主義,也熟識文化的相對主義,所以在讚聲香港之前,我一直敬佩綠營裡的外省掛台灣人,因為三十年以前他們比一般台灣人,被更重的「立場的悲哀」和「場域的悲傷」束縛,他們的突破束縛困境更艱難,需要付出更大的心力與代價。這也是我討厭、同時也反對絕對主義概念,而主張相對主義,不論是哲學的、或文化的,在台灣、在香港、甚至在對中國的時候,立場一致、觀念概念一致。
中國(正確講應該是中共)也許能一時制伏香港,但是鎖住有形的軀體,未必能鎖制曾經自由價值薰陶的心靈,中共對中國的資訊洞窟高牆鐵壁鍊鎖,如果出現裂縫,或許可能如現今的洪汛水患,水壩潰堤也並非不可能之事。中國的強大或許對立對比出台灣的弱小,但是這種外在型質的哲學性相對主義,可能有別於文化的相對主義,台灣的存在、香港的存在事實,或許能勾起中國內的存在可能性、或可能性存在。  
附:
立場的悲哀:婆媳不和,丈夫如你,在母親和妻子之間,就可能是具有一種立場的悲哀。
場域的悲傷:就如身居惡鄰之旁,不時飽受騷擾與困擾。
立場的悲哀是心靈的牽扯無關距離,場域的悲傷是空間的限制。 
分類:科技

這才是我本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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