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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悼念余先生轉文彙整(增補中)

如前曾述彼方不乏心眼清明的個體們,在WeChat朋友圈(類似臉書動態)轉文追悼而不明言;作文摘時我也自我審查難以放開,利用自由的空間暢所欲摘。

〈余英時先生千古|歷史學家余英時微信精品文章集(60篇)〉
「於睡夢中安詳離世,目前已經下葬於普林斯頓他父母的墓旁。」
〈逝者|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去世,享年91歲〉
〈敬悼余英時先生丨彭國翔〉
「知行自有公平論,高士從來在林間。」「鸚鵡濡毛平素志,博施雨露在人間。」
〈閱世遷流兩鬢摧,塊然孤喟發群哀。星星未熄焚餘火,寸寸難燃溺後灰。〉
〈[訃聞] 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1930─2021)逝世(附先生著作目錄)〉
〈余英時|中國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
「明代自太祖開始,便對『士』抱著很深的敵視態度。太祖雖深知『治天下』不能不依靠『士』階層的支持,但絕不承認『士』為政治主體,更不肯接受儒家理論對君權的約束(如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說)。宋代相權至少在理論上是由『士』的群體所掌握的,所以程頤說『天下治亂繫宰相』。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廢除相職,從此『士』在朝廷上便失去了一個權力的凝聚點,即使僅僅是象徵性的。代宰相而起的內閣大學士不過是皇帝的私人祕書而已。黃宗羲說:『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廢丞相始也』,正是從『士』的立場上所發出的評論。再加上太祖又建立了『廷杖之刑』,朝臣隨時可受捶撻之辱,以至死在杖下。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下,明代的『士』已不可能繼承宋儒『得君行道』的志向了。」
〈學者論文|余英時:我與中國思想史研究〉
「陽明早年仍未脫宋儒『得君行道』的意識,但1506年他以上封事而受廷杖,兩年後放逐至龍場而中夜頓悟,從此便完全拋棄了『得君行道』的幻想。然而與明代初期理學家不同,他仍然堅持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的理想。不再寄望於皇帝,斷絕了從朝廷發動政治改革的舊路之後,他有什麼方法可以把『道』推行到『天下』呢?他的『致良知』之教的劃時代重要性便在這裡顯現出來了。在反覆研究之後,我可以很肯定地說,龍場頓悟的最大收獲是他找到了『行道』的新路線。他決定向社會投訴,對下層老百姓說法,掀起一個由下而上的社會改造的大運動。」」
〈【重磅】余英時回憶錄〉
「在我大學時期的同學中,很多人是在都市長大的,談到中國鄉村生活,沒有切身經驗:傳統社會的種種生活是怎麼樣的,他們往往不甚清楚,因此很容易接受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宣傳,認為地主和農民之間只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關系,是兩個互相仇視的階級。就我所見,地主和農民並不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級,彼此不能容忍、對立的。在我們安徽那一帶,實行永佃制,佃戶只要租了地主的田,地主便不能趕走他,也不能欺負他;佃戶上交得不多,也就算了。我在鄰縣桐城縣舅舅家裡,有一次看到他去收租,看佃戶打稻子,打稻子是有藝術的,打得不乾淨,有三分之一還在裡面沒打出來,地主一點辦法都沒有,也沒有那麼深的階級意識。有些租田的佃戶還是地主的長輩,過年過節地主還要向他磕頭,這就是階級界限減輕了。我常常說,中國這麼大一個社會,比整個歐洲還大,不可能每個地區都是一樣的。不能說沒有衝突,佃戶與地主的衝突到處都發生,但是那個衝突是不是提高到所謂『階級鬥爭』呢?個人所見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戶欺負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兒寡婦,那是沒有辦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強的退休官員,有勢力,欺負佃戶也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論。」
〈王汎森:偶思往事立殘陽……當時只道是尋常——向余英時老師問學的日子〉
「從一九四七年十月到一九四八年十月,他在北平閒居的時候,開始接觸到當時中國流行的思潮。例如讀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余先生認為此書從宇宙觀到人生觀,全書構成一個封閉的系統,並開始接觸馬列。後來在燕大,更進一步成為共青團團員。雖然在一九四八年夏天,讀到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的〈自由主義是什麼?〉時非常興奮。(學人按:此處刪去二十餘字) 可見五四與馬列這兩股力量,在少年余英時心中競爭、糾纏,從而帶出了至少四種議題:是暴力革命還是和平革新?五階段論的『歷史發展公式』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嗎?自由與平等之間的矛盾與解決,中國傳統文化與自由、平等、科學之間是絕對衝突的,還是具有互相融合的可能?」
〈紀念余英時先生|余英時談治學經歷〉
「現代知識人,尤其是『公共知識人』的基本精神。換句話說,他們對一切有關公共事務,只憑理性向全社會發言,該批判的便批判,該建議的便建議,根本不考慮政府及其領袖是否會因此憤怒。這是現代知識人和傳統所謂『言官』的不同之處。 以往王朝時代的『言官』中也有很可敬的人物,甚至不惜身家性命以爭取正義的伸張。但深一層觀察,便可見他們運用『理性』是私下的,而不是『公開的』,向朝廷所上條陳或諫書只能入皇帝宰相之目,不能向全社會訴求。『五四』以後中國出現了新興的知識人,敢於『公開運用理性』,不畏強權,然而這樣的人畢竟很少,更多的是對現有政治權威心存畏忌。至於那些『揣摩上意』以圖迎合的『風派』則更不值得談了。 總之,我相信中國是否能走上現代文明的坦途,知識人作為一個群體占有關鍵性的地位。他們如果能善用『士』傳統中的許多優點而避免其劣點,則可以充分建立起陳寅恪所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而成為現代價值的維護者。前面已說過,孔子早就提出了『士志於道』的號召,中國知識人確有化傳統為現代的精神資源。」
〈敬輓余英時先生〉
「我以為,更有陳寅恪所謂『述往知來』的啟示意義。余英時先生關於儒家與儒學在現代社會的處境,有一個著名的『游魂』之喻。即儒家已經沒有了在社會、政治、經濟與倫理生活中的身體,只有『心性』、『天道』的魂靈尚不絕如縷。這一游魂狀態,不應是儒家的『真身』。余先生前些年寫〈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變動與儒學轉向〉,如果可視為挖掘儒家在經濟與倫理方面新基調的努力,那末,《朱熹》可視為社會與政治方面新基調的努力。」
〈余英時:現代儒學的困境〉
「中國在現代要求『速變』、『全變』。但不幸這個『變』始終未能成功。傳統秩序已隨著舊制度的全面崩潰而一去不返,但是中國人所追求的新秩序則遲遲不能出現。在晚清和民初,我們還能把『變』而無成的責任推在舊制度的身上。『五四』以後則不再能如此,因此必須另找對象。這個對象當然不能是已崩潰的制度,而是制度後面的精神或思想。中國為什麼總是產生不了『民主』,為什麼『科學』始終難以生根?大家想來想去,自然只有儒學極其殘留的影響才可能是『民主』和『科學』的真正敵人,精神或觀念總是在文化或社會大變動中最後退出歷史舞臺的東西。所以在中國人,至少是知識分子,追求『民主』和『科學』最熱烈最緊張的時代,也往往是反儒學的情緒最高漲的時代。」
〈王汎森|余英時印象〉
「我覺得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中提到的『背景文化』是值得注意的。簡單地說,在民主與自由的時代仍需要有一個『背景文化』,否則它們是行不通的。我覺得余先生早年在討論自由、民主的時候,便與這個『背景文化』的觀點暗合,所以他在那個時期的許多文章中都提到中國傳統文化。當時他曾經給《自由中國》投過一篇文章,認為提倡自由、民主仍不廢儒家文化。但是,這篇文章被拒絕了。因為當時臺灣知識界的主流派認為,推行自由、民主就要以清除傳統文化的阻礙為前提。一直到近年,我覺得余先生更加自覺『背景文化』的重要。他在『余紀忠先生講座』以及唐獎漢學獎的座談中,都強調『人文與民主』,也就是認為豐厚的人文素養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背景文化』。」
〈今生未見應無恨〉
「余先生對胡適未曾回信與未曾有緣得見並不介懷,傾力於胡適思想的闡揚,這是他高潔人格的體現。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也曾在胡適檔案中發現某位如今的學界『老前輩』致胡適的信函,頗多阿諛之辭,而他也遭遇收不到回信的事情,比對胡適死後這位『老前輩』醜詆胡適的話,不免讓人覺得世態炎涼,入主出奴。」
〈學人背影|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時代週報記者專訪余英時〉
「是精神空虛吧。這是最大的問題。學術界的人精神也空虛,總要有一些東西填補,變成大師的話,當然就得到很大的滿足感了。」
「我想,你們年輕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當人,不要盲目服從上面的權威。我認為每個人要爭取自己基本的人權,不要隨便被人剝奪了。如果人家給你『恩賜』,給你點好東西,你就感激涕零,這就不太好了。」
〈余英時:我為什麼要寫陳寅恪?〉
「他們的『文化』也並不那麼『純』,它消滅了我的『政治』,卻又以走私的方式挾帶進自己的『政治』。這與以國土認同掩護政權認同的手段不但異曲同工,而且殊途同歸,它的立足點恰恰是今天在大陸上流行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我這本書大概短期內還不可能在中國大陸流傳。『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它所受到的種種曲解和誣毀則仍在擴散之中。但這一層全不在我的心上。我以偶然的機緣,竟能在先後四十年間為陳寅恪的晚年詩文『代下注腳,發皇心曲』,而今天終於親見『陳寅恪熱』的出現,這是我在一九五八年寫〈《論再生緣》書後〉時所根本不敢想像的。我在精神上所得到的滿足已足夠補償我所花費的時間與精力而有餘。」
〈羅志田:追隨余師英時讀書的日子〉
分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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